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阮益嫘）4月28日，北京大学第四期文科创新讲坛在北大静园二院举行，主讲人为系教授周飞舟，他作了题为“城乡之际与家国之间——城镇化的社会学”的主题演讲。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进行了评议，讲坛由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章永乐主持。本次讲坛从社会学视角出发，讨论家庭、集体和国家在城乡关系变动中的作用，探索城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

　　人口城镇化面临的挑战

　　中国的城镇化和全世界很多国家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的城镇化相比，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分阶段、分步骤展开或完成的。周飞舟介绍，中国城镇化的道路经历了三个阶段：1980年到1994年的“工业城镇化”阶段，1995年到2012年的“土地城镇化”阶段和2012年至今的“新型城镇化”阶段。2012年后,中国经济形势发生重要变化，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缩减、速度放缓，前一阶段城镇化高速增长遗留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流动人口或者说是农民工群体问题。过去十年，各地政府出台了大量的政策，在控制房价，开放户籍，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城乡接轨等方面进行努力，鼓励外来务工人员落户，但这些措施对于解决人口“落地”问题和城镇化问题效果有限，城乡一体或者说“城乡统筹”缺口依然很大。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现有流动人口为3.76亿人，人口城镇化的实际与设想之间的距离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影响人口流动的因素。

　　刘守英谈到，过去四十多年的发展，我们看到中国走的路是不一样的，很多现象不在计划当中，因此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需要反思中国有什么是独特的，从我们走的这条路里找到一些不一样的、带有原创性的、属于中国文化基因性的东西来阐释中国城市化道路的不同。“城乡中国”阶段的公共政策必须以城乡平等发展为基础,而不是以消灭乡村为结果。将“城乡中国”而非“城市中国”作为一个阶段,将允许城市与乡村良性互动,生产要素在城乡有效配置,这样更有利于抵达“城市中国”。

　　家国之间形成纽带

　　从世界范围的城镇化来看，人口呈现出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迁移特征。而在中国,人口流动的最重要特征是往返流动。家的形态在城镇化过程中发生改变，这个改变就是中国城镇化道路的表现。家庭和文化对流动人口群体深层次的影响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周飞舟认为，看不到家庭和文化的作用, 就很难看到城镇化过程中人口流动所体现出的中国特色。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农民工看成如企业、资本那样的利益行动主体,而应该从“人”的角度去看待他们。农民工群体的流动意愿并非是个人的,而是家庭的，这使得中国几十年的城镇化过程与世界上常规的城镇化进程有很大不同。农民工群体为什么流动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周飞舟谈到，做田野调查，在跟农民工聊到有关孩子或者父母的问题时他们会哭，因为一家人不能在一起，是他们内心深处最脆弱的地方。3亿多人口的流动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家庭故事，他们外出打工不是纯粹为了挣钱，家庭是“内在的驱动力”，“家”在这里有其独特性。“家”在中国文化里、在中国人心中的位置非常特别，它能够赋予一个人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动力，赋予一个社会基本的稳定。人口的高流动性没有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家庭本位的文化作用不容忽视。“家”不是孤立的，它是和国家紧密连在一起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作为连接国家与农民的纽带，使得家庭本位文化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当代，国家和农民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现象，但其基本框架没有变，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等措施意在塑造一个稳定的农村作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大后方。

　　刘守英认为，中国是一个有“根”的文化，这个就是“家”文化。家庭在城市化过程中，以家庭生命周期来实现人口在城乡之间的重新分布，重新分工，形成不同的配置和不同的坐落。这种“家”制度与“家”文化让中国的城镇化之路与其他国家不同，需要进一步探讨支撑“家”文化的制度架构，阐释中国的土地制度以及中国的村庄制度是如何与城市制度相配合的。

　　渠敬东强调“家乡”概念的重要性，宅基地和耕地构成了“家乡”非常重要的支柱，这是否能和现在国际上通行的城镇化理论搭在一起并不重要，关键问题在于中国3.76亿流动人口对“家乡”这个问题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可能会带来社会失序的风险。但是，中国的流动人口规模如此巨大，却没有在绝对意义上造成家庭离散、社会失序，反而“家”就像游击队一样，不断地在组合。中国乡村是在一代接一代的离家、返乡中构成了回路，这个回路不是一个圆圈回到原点，而是像螺旋一样，不断地改变原点、不断返回，这让我们看到了农村意义上的文明。这种不断的流动，拓展了“家乡”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家”的时间流动性增强了，组合方式改变了，却仍然保持了“乡”的含义。在农村我们看到的是一整套的法权、国家政治权，也包括人的权利。乡村承载着伦理、养育、人的生命周期等各种要素，这个不断变革的时代，通过理论、历史和田野调查，重新看到了持续恒久的文明。

　　城乡之际——以县（市）城为中心的城镇化

　　中国的乡村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每个村庄都形成了以血缘、宗族与地域为核心的集体意识与集体精神。城乡之间的地带、人群、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具有特殊的意义，超越城乡对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性”，实现“乡土伦理”在城市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是乡村振兴的深远意义之所在。

　　周飞舟认为，中国文明的价值体系是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展开而消亡，还是能够由乡村进入到城市，支撑中国人在城市里的生活方式，这是我们讨论中国城镇化问题或者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问题。中国城乡不是对立的，城市和农村之间生活方式的不同，体现了文明价值的不同。城镇化的时空体现了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一个家庭的生命周期，一个人在空间上来回折返，最后“落”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便是城乡之际。流动人口在层级分流中沉淀和回流，乡土伦理在城市中展开、创新，需要文化自觉，农民要从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变为城镇化的真正受益方。

　　刘守英谈到，经过近百年的转型与变迁,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的结构变革,中国已经从乡土中国转型为城乡中国。在城乡转型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一些乡村基本制度的重要性。乡村本身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可能是支撑整个城乡转型的更大系统，这个系统由人、地、村、业组成，支撑整个现代化。中国长期的乡土文化形成了农民对“土”有很多基因性的东西，包括集体土地所有制，以及围绕着“家”形成的城乡之间的转换。城乡融合使得原来单向的城市化和乡村的两极对立转向城乡融合发展。城市和乡村两种文明共有、共生、共存。城市有城市的样态，乡村有乡村的样态，城乡融合形态之下乡村经济活动更加复杂化、多样化，乡村传统产业有回报、可持续，才可以跟城市的产业相竞争性，“业”活了，人就多元化，乡村的人开始重构，带来观念的变化，才能带动乡村各种要素的重构。

　　渠敬东认为，在社会急剧变迁的情势下，我们需要更加充分地认识到，当今无论是城乡建设的困境或是社区营造的难题，都不仅仅是物质形态的问题，而是关涉文化主体性之存续的文明本体问题。我们不能把乡村理解成农村，乡村作为一个文明系统，不能单纯从政治、经济功能上去理解。

　　章永乐认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正在加快通古今之变，建设中国文明自觉与文明自信的理论工作步伐。本次研讨从中国3.76亿流动人口这一现象入手，以丰富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勾勒出农民工家庭的“生命周期”，进而在中国文明的视野下深入探讨当代中国的城乡关系、家国关系，并拓展到“家”与“乡”的观念及其制度载体的古今演变，以基础理论的创新推动对国家战略与公共政策的思考，是具有示范性意义的学术探索。

　　创新讲坛由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联合主办。